……自然法一旦成为法文，便不容易变动，必须要适合自然法才算正义。

参见前引[6]，L. Ferrajoli文，第14页以下。[45]不少学者运用经济学上的理论，即任何交易的达成都必然给双方带来利益，用合作论而不是对抗论的模式来解释私人交往。

Cfr. B. Windscheid, Diritto delle pandette, volume primo, trad, it di C. Fadda e P. E. Bensa, Torino,1902，169ss.中国学者的讨论，参见沈宗灵：《权利、义务、权力》，《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关于这一问题，将在紧接着的下文予以详细分析。就此而言，如果在私人领域中存在着可能导致合意原则弱化、形式化的诸多因素，那么抽象地、笼统地确认私人自治原则，考虑到它所具有的赋予私人以积极自由的维度，它在事实上就并不总是能够实现保障私人自由的目的。权利就其实质而言，是存在于A和B之间的一种法律上的关系，基于这一关系，A可以根据其自主的、单方面的意志要求B履行相应的义务。但只要真正理解了这些变化的内涵，或许人们体会到的更多的将是民法生命力的强大和理论的精彩，而不是因为不能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而产生的莫名的恐慌以及关于民法发展存在重重危机之类的说法。

[13]民法的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它强调其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关于另外一个重要的潘德克吞法学家邓伯格的观点，参见A. Dernburg, Pandette, primo volume, parte generale, trad, it di F. Cicala, Torino,1906104ss。当然，其落实于政治体制的具体形态，在内地和港澳仍有差别。

[38]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整体情况，参见胡云腾：《全面设立巡回法庭的重大意义》，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1期。如上所述，维护国家政权所坚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本就是一国两制理论的内在要求。叶一舟就说：个案协调的方式固然是一个常备选项，但始终存在缺乏系统性及低效率的问题，难以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41] 参见曾华群：《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刍议——对外事务实践的视角》，载《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1期。

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社会、经济制度意义上的，而是政治体制意义上的。[21] 参见肖蔚云：《论香港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治的保障》，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25] 参见屠凯、何琪：《论中央机构和内地组织在港澳的法律地位和责任》，载《澳门法学》2020年第2期。在大湾区规则体系中，中央特区关系集中体现为统一适用的宪法条款，而内地港澳关系则体现为跨域合作协议及其附属文件。二、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则体系和治理结构如果大湾区建设只涉及一般的中央地方关系，则其规则体系和治理结构将相对简单。在大湾区，各方面法制协调的难度自然要大得多。

[33] 参见王万里：《从域外经验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法治统合问题》，载《港澳研究》2018年第3期。港澳事实上也会越来越多地引入内地的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但这也不改变港澳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央特区关系是广义央地关系的子集，所以央地关系所带来的因素在大湾区也存在，只不过形态和长三角不尽相同。[8] 同前注[7]，邓小平书，第218页。

[49]众所周知，设立经济特区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之初作出的重大决策，当时就考虑到和港澳之间的关系。澳门基本法规定中央特区关系的条款，除了第二章，还有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六）（十）（十二）项，第七十一条第（七）项，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二、三款，以及第八章等。

这种机构看起来和长三角规划纲要中的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有类似之处，但本质上仍是一个适应处理内地港澳关系需要而存在的新机制，它的出现不影响中央政府和广东、港澳之间的央地关系。[6]此处，主体是量的意义上的，讨论的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能否占优的问题。

同时，也不必改变其表现于港澳政治体制的具体形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为维系好这两对关系，继续作出积极贡献。这也许要归功于一国两制理论所蕴藏的伟大中国智慧。其中，两个广东协议还推动内地的广东省和港澳基本实现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因此张晓明才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合作安排》，明确《合作安排》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可为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进一步提供宪制性法律基础，而非仅仅为国务院批准内地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并派驻机构依法履行职责提供法律依据。黄明涛：《普通法传统与香港基本法的实施》，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

[12] 吴建璠：《一国两制的法律保证——谈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3期。澳门基本法的第四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三条等。

[8]这个质的意义上的主体，当然也要决定并体现于港澳的政治体制。3.协议附属文件的制定和争端解决机制内地和港澳特区政府签订的跨域合作协议，内地方面过去往往需要由中央或地方的国家机关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件予以落实。

其公法性质的部分，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很可能仍需要中央政府协调解决。国家商务部、司法部、文化部等为实施CEPA协议均制定过规章或者发布过通知。

实际上，内地本身恰是基本法直接使用的概念。第二，中央政府对大湾区建设的监督权是无可置疑的，只是受到内地港澳关系影响，此处的中央政府部门，特别是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对于特区来说仍属于内地机关的范畴，中央政府部门无法像在长三角那样行事。当然，在香港特区行政主导制度设计的现实效果未必如此理想。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六项作为一个通常所谓的兜底条款，说明全国人大除了第六十二条明确表列的职权，还可以行使其他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权力。所谓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

对照可知，大湾区规划纲要的许多表述与长三角不同。而不同于长三角，在大湾区能统一适用的全国性法律极少，除了两基本法，主要是有关国家标志的法律。

澳门特区的行政长官、主要官员、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检察长在就职时还必须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立法权则可成为推动大湾区规则体系加速形成的有力工具。

那么，既然有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权力，是否同样有不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权力呢？不能简单地这样说。外交部特派员公署、中联办、驻军均非依照这一条款设立，它们都不是基本法所谓内地机关。但是，广东省政府签订这类协议的权力主要来自于政策，尚待法律予以明确。而国家发展改革委是协议的协调者和监督者。

再有，究竟一项权力应当还是不应当由全国人大行使，需要一个终极的裁决者。 注释:[1] 参见刘兆佳：《政改争议及两种一国两制理解的对决》，载《港澳研究》2015年第2期。

香港特区高等法院上诉法庭的意见是，循普通法原则，香港特区立法会独有一般立法权，行政长官在获得立法会授权的条件下可以依据赋权条例制定附属法规。大湾区建设发生于珠三角九市，它对内地社会其他部分的影响主要靠珠三角九市的传导。

而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法制协调，恰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国家商务部、司法部、文化部等为实施CEPA协议均制定过规章或者发布过通知。